前 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马来亚“非常事态”时期（1948—196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为“马共”），已经有很多出色的研究。1989年12月马来西亚政府、泰国政府、马共之间缔结了停战协议后，也可以看到马共方面提供的信息了。但是，就连“紧急事期”期间的最大的分水岭——华岭和平会谈（1955年12月28、29日），迄今大部分也是根据政府文件所进行的分析，还没有根据马共的观点、即马共方面的文件所进行的分析。至于“非常事态” 结束后的马共，可以说仍然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1989年以前，该党在摸索合法活动、抑制武装斗争和放弃合法活动、坚持武装斗争之间左右徘徊，但关于这种“徘徊”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在具体的政策、方针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等等，也没有系统的分析。
本文拟利用“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1969年11月15日—198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新加坡社会主义战线机关报《阵线 报》周刊及中国出版的有关马共的文件等，尽可能依据马共文件对马共加以分析。关于路线、方针的变化，拟将斗争目的、斗争形态、斗争（打倒）对象、运动主体、共同斗争对象、国内和国外形势认识等作为探讨对象，考察一下重视合法斗争路线和重视非合法斗争路线分别是什么时候、何种理由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不将马来西亚政府作为“主要敌人”，而最终开始与政府进行 停战协商等等？
从马共的许多相关文件（表1归纳了已弄清的重要文件）、曾报道过的斗争形态、规模等来看，华岭会谈以后的党的基本路线大致可以分为绥靖、和平路线期（1954—1961年）、强硬、武装斗争路线期（1961—1981年）及又一个绥靖、和平路线期（1981—1989年）这3个阶段，因此如果不根据这种阶段划分对上述各项进行探讨，就不能说是完整的马共史。但关于1982年以后的情况基本上没有资料，不可能进行分析。尽管如此，由于70年代末开始的向和平路线转换的迹象出现过几次，因此本文将通过探讨这些迹象来摸索转换路线的背景，以此作为弄清 第3阶段情况的线索。
党的最高领导人陈平(Chin Peng)总书记1961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穆沙(Musa Ahmsd)委员长及其他主要干部也大多长期在中国居留，而且从1969年11月开设至1981年6月关闭期间始终起到马共正式宣传机关作用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局也在中国。从这些情况可以知道， 马共战后也与战前一样始终与中国、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中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马共本身将两党关系形容为“平等的兄弟党”，马共受到中共强烈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探讨中共是如何理解马共、把马共摆在何种位置对于理解马共的路线和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因此本文将主要根据《人民日报》的有关马共、马来亚及马来西亚的报道，稍微详细地 探讨一下中共对马共的态度及其变化、以及此事对马共的影响。
一．华岭和平会谈及其前后（1954—1961年）
1}从武装斗争路线到合法斗争路线
将马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采纳的合法斗争路线批判为“右翼机会主义路线”并进行 “ 彻底清算”的是1948年2、3月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其背景是：虽然放弃“民族解放” 纲领转而采取“改良主义”，但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实际上开始进行抗英武装斗争是因为在3个月后英国当局发布非常事态宣言（6月中旬在各州）并实行全国同时大逮捕（6月20日） 。
表1 马来亚共产党战后的重要文献{“纲领”、“纲领性文件”}等
1949年2月1日党中央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以下简称为“同盟”），抗英斗争进入了新阶段。1950年6月 马共中央的“解放斗争两周年宣言”主张“建立和扩大临时根据地，开展主动进攻，同时巩固作为大众运动的‘民运’的基础”，“以毛泽东的路线为基本路线”。登载该宣言的马共相关文件也叙述道：“根据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战略，纠正了错误的路线 ”，可见这一时期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但是，抗英战争并没有像抗日战争那样取得广泛开展，马共不得不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
根据1956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署名“今章”的文章“马来亚人民获得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马共于1951年和1954年根据协商提议停战，但英国方面拒绝了。另一方面，根据陈平总书记1998年的谈话，马共于1954年看到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柱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委员长由“保守派”的翁 (Onn Jaffar)转换为稍显“进步”的拉赫曼(Tengku A bdul Rahman)，为了尽早取得独立，便开始探讨与拉赫曼协商。马共在与马来亚联邦主席拉赫曼们进行华岭会谈之前的1955年12月22日，发表了题为“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宣言，号召通过停战和协商来实现和平。宣言被定位为“不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当前民主、和平的纲领”。由于拉赫曼拒绝了马共的合法化，会谈决裂了，但其后马共仍再三提请联邦政府协商。在实现马来亚联邦独立的1957 年9月1日，党中央再次发表宣言表明了下列观点：马共对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离完全独立还很远、为了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应该马上停战；准备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1958年6 月20日，党中央在“民族解放战争10周年”时发表的宣言向拉赫曼任总理的联盟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华公会、马来西亚印度人大会党组成的联合执政党）政府提出，为了实现完全独立，建设祖国，应召开各党、各界代表参加的全国协商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在1959年9 月中国建国10周年时发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贺词中说道：“华岭会谈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现在准备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与联邦政府进行协商”。
但是，穆沙委员长在1960年4月建党30周年时发表的论文“沿着完全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吧 ”中号召，“联邦政府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拥护殖民地权益、反共、反人民的战争，根据‘非常事态条例’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全国各族人民要全力支援武装斗争，巩固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与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共在1961年初采纳的“ 新方针”中“纠正”了50年代的“右翼投降主义路线”，但至少在1960年4月已经出现了“ 纠正”的迹象。遗憾的是“新方针”的详细内容未能了解到。
2}斗争对象和共同斗争对象（敌人与朋友）
战后的主要敌人始终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关于第二个敌人，在1950年6月的“武装斗争两周年宣言”中使用了“（英帝国主义）封建走狗”、“各走狗团体”这些抽象的词语。在1951年 10月的中央委员会上，认为1949年6月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不合理的打击政策，主张该阶级是“可纠正错误的团结对象”，提出了与“不支持英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战争的阶级进行合作”的政策。此外，1954年4月又号召全国的爱国党派和团体组成“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临时联合政府”。这种认识的变化是因为处于和平会谈实现的背景下。
但是，在1958年6月的斗争10周年声明中却第一次明确地将政府摆在敌人的位置上，认为“ 联合政府秉承了英殖民主义者的意愿，实行了反共、反人民政策”；“联合政府优待外国垄断资本，压迫民族资本”；“人民必将粉碎联合政府的军事、政治攻击 ”。而且在写给1959 年1月的苏联共产党第21次临时大会的祝词中号召“包括联合党内爱国者的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并在同年12月的华岭会谈4周年声明中谴责“代表封建贵族、地主、大资本家阶级的联合政府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联盟实权派的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对解放军的投降要求”，并号召全体人民结成“反帝爱国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在1960年7、8月对英国共产党（该党成立40周年）、越南劳动党（该党第3次大会）的祝词中甚至使用了敌视的表现，即“以拉赫曼、拉扎克为首的反动派（反动集团）”。
另一方面，在1959年5月的新加坡议会选举中，保守派的人民联盟党失败，稳健左派的人民行动党获胜并建立了自治政府，对此，同年8月马共称之为“人民的胜利”。
马共于60年代后半期已放弃与马来亚联邦政府的协商，决心与政府做全面的斗争。
3}中国与华岭会谈
下面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看中共如何看待华岭会谈。
该报于1955年12月13日刊登了拉赫曼主席宣布会谈开始的情况，刊登了对会谈表示欢迎的 “世界和平协商会常务委员会赫尔辛基会议决议”（ 12月17日）、“亚太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 声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声明”（同是12月27日）、呼吁英国放弃武力解决措施的“观察家”论文（12月21日）、传达12月中旬马共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战争结束、尽早独立、成立民选议会、以马来语为国语、和平共处等）的该中央委员会“公报”（ 12月28 日）、要求马来亚当局“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进行会谈”、“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表明 “中国人民不干涉他国内政，但对马来亚人民的斗争深表同情”的论文（作者为“今章” ，12月28日）。该报在两天后的12月31日简单地报道了会谈决裂的情况后，1956年1月8日刊登的今章的文章做了如下总结。
马共在华岭会谈中表明，“如果由马来亚联邦选举成立的政府对国内治安和国内武装势力掌握着完全的统治权，便停止敌对行动，解除武装”。但是，英国当局在会谈前决定的方针成了障碍，而且，在没有给马共以平等的地位、坚持所谓大赦条件的状况下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据说马来亚联邦代表的首席部长拉赫曼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马共希望实现和平”。他也是两手被绑，不能如愿。会谈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我们坚信马来亚人民的斗争最终必定取得胜利。
可见马共和中共对会谈的姿态是完全一致的。两党之间事前也许进行过密切的协议。在重又转入武装斗争路线后的1970年，马共中央在建党40周年时的声明中叙述道，“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和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脉相承，配合英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攻势给我党施加压力，想让我党重新走上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80年代末反陈平派的文件批 评“陈平一派1964年将路线错误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而后又推到刘少奇身上”。记载马共与苏联一对一接触的文献没有见到，可以认为不可能具有能够左右路线的影响力。1964年，当时也许不能批评中国方面的特定领导者，便归咎于赫鲁晓夫，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下台后，就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在中国被当作“和平共处路线错误总头目的刘少奇。总之，做出这种说明本身就意味着间接地承认了当时来自中共路线的影响。
二.武装斗争时期（1961—1981年）
一．重走武装斗争之路
《人民日报》在马共改变路线时针对马共做了些什么报道呢？分别报道了马共代表出席1960 年11月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12月2日）、1961年2月的阿尔巴尼亚工人党大会（1 961年2月15日、22日）、同年9月的朝鲜劳动党大会（9月11日、15日）、同年10月的苏联共产党第22次大会（10月28日）的消息。这些代表无一从马来亚前往，似乎是常驻中国的党干部从中国直接出席。1961年7月1日该报登载的马共中央对中共建党40周年的祝词（委员长、总书记联名）虽然同时批评了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呼吁要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向苏共学习，但通篇文章都在称赞中共和毛泽东思想。不过，这时还没有表明要转为武装斗争路线。
此后，直至1964年10月的中国国庆节，马共中央委员会的文献再没有在《人民日报》上登 载过。该报常常登载的是英国共产党和林丰美(Lim Hong Bee)等马共方面的人在伦敦发行的 月报《马来亚箴言》（以下简称为“《箴言》”）的评论，分9次做了介绍：
(1)1962年12月23日：在中印国境纠纷中支持中国
(2)1963年2月5日：援引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3)19637月7日：武装斗争15周年，认为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并批判修正主义
(4)1963年10月8日：主张反对“马来西亚”的反帝统一战线
(5)1963年10月13日：苏联也堕落为修正主义，在中苏论争中支持中国的坚定立场
(6)1964年1月7日：提议召开第2次亚非会议
(7)1964年1月30日：在“莫斯科声明”发表3周年时抨击现代修正主义
(8)1964年7月17日：现代修正主义者压制民族解放运动
(9)1964年9月4日：谴责美国侵略越南
其后，同年10月5日刊登了前述的马共中央委员会9月15日的建国贺电，同月10日重又登载了称赞中国建国15年、批判修正主义的《箴言》的评论。1964年7月17日的评论（《箴言》6 月30日）明确地阐明了“以武装斗争对抗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立场，仅就《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看，这是马共重新开始武装斗争的最初的“狼烟”。
但是，马共中央4年后才在“民族解放战争20周年声明——高举武装斗争的伟大旗帜前进吧 ”（ 1968年6月1日）中正式且公开宣布重新开展武装斗争，而实际正式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则是在武装斗争20周年之前的6月17日。关于从1961年公布新方针至1968年6月的情况，马共文件 论述道，“民族解放军成功地坚持……加强了武装斗争，扩大了游击区”（ 1968年初）、“在（1 961年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军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根据地和游击区再次迅速地恢复并逐渐得到了加强”，但又叙述道，“1968年、……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民族解放军攻击 队 派遣到南部”。由此也可知道，“南部”指的是马来西亚，正式重新开始武装斗争是在1968 年。马来西亚当局也认为，马共从守势转入攻势始于1966年8月，1968年6月宣布开始武装斗争，同月17日以实际战斗宣告武装斗争的重新开始。这段“ 空白期”意味着什么呢？
50年代末，在英军和马来亚政府军的进攻下，民族解放军减少到了500人左右，不得不往泰国方面避难，1960年 7月31日终于解除了“非常事态”，由此看来，60年代前半期的马共并没有重新开战的余力。空白期可能是调整阵势、准备战斗的时期。这里必须探讨一下决定这 段期间结束的主要因素。
二．武装斗争开始前的空白期
60 年代前半期是围绕马来亚的拉赫曼总理于1961年5月宣布、1963年9月成立的“马来西亚 ”而卷入印尼、马来西亚对抗、汶莱叛乱等东南亚激烈对立的时期。《人民日报》从发表“ 马来西亚”设想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当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反对马来西亚、寻求北加里曼丹3地区（文莱、沙巴、沙捞越）的独立、发起武装叛乱时，12月14 日便刊登了支持叛乱、谴责英国的报道。此后，至印尼的9.30事件（1965年）导致的“北加里曼丹统一国家”亡命政府被逐出该国为止，支持人民党、“北加里曼丹统一国家”政府及其武装斗争的论调便频繁地在该报上出现。
另一方面，该报在报道叛乱之后的4个月，报道了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的演说（谴责英美站在 “马来西亚”的背后，强调对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的支持），这是第一次列举“马来西亚 ”之名表示明确的反对。接着报道了马来亚合法左翼政党的反对“马来西亚”运动，但刊登马共的反“马来西亚”论调还是在7个月后的1963年10月8日。而且在1963年的国庆节，介绍 了印尼共产党和北加里曼丹统一国家外交部的贺电（分别是10月4日和17日），但没有刊登马共的贺电。《人民日报》1963年9月29日的“观察家”论文“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和《世界知识》杂志1965年6月号署名戈庚的论文“马来西亚究竟是什么？”都提到了北加里曼丹统一国家政府的武装斗争和马来亚的合法在野党及工人的反马来西亚斗争，但完全没有提到马共。
这时，泰国共产党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1962年3月1日开设“泰国人民之声”广播后，196 4年11月1日成立了“泰国独立运动”，1965年1月1日成立了“泰国爱国战线”，1965年4月宣布这两个组织的代表常驻中国。武装斗争于同年8月7日开始进行。1965年11月1日，“独立运动”加入“爱国战线”，同月19日成立了“战斗队”，阵容更加整齐了。进而，仅就《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菲律宾共产党在1967年5月1日的声明中表明了武装斗争路线，同月底该报就报道了“菲律宾人民解放军”的战果。
这里想要提出的假设是，不能否认，与汶莱人民党、泰国共产党相比，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稍微冷遇了马共，这可能与断然实行武装斗争有关。也许是1961年以来住在中国 的陈平总书记以下的马共最高首脑在武装斗争之火在东南亚蔓延的环境中倍感焦躁，不得不决定重整旗鼓，开始武装斗争。这个时期还是中国实行文化大革命、要求各国共产党采取极左路线的时期。虽然马共决定转入武装斗争，但却难以定下实行日期、或者说进行着慎重的准备，使其下最后决心的也许是紧邻各国武装斗争的扩大和作为武装势力精神及政治支柱的中国的意向。
三．武装斗争的推行、路线的重新探讨
《人民日报》1968年6月19日报道了马共中央委员会于6月1日向国内外宣布重新进行武装斗争的声明，20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当天中共中央发给马共中央的武装斗争20周年贺电。此外，该报还于8月26日报道了6月17日第一次武装袭击的消息。可见中国对马共重新进行武装斗争表示了欢迎。此后，《人民日报》在几乎每天报道的泰国的战果中，也不时地穿插了马共的战果。1969 年11月15日“马来亚革命之声”（以下简称为“声”）电台开设后，《人民日报》的有关马共的报道便频繁起来，可与泰国共产党及该党的“泰国人民之声”的有关报道相匹敌。
从根据“声”的一系列报道内容可以知道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对英国、美国、日本、苏 联的批评、对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政府的批评、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对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支持等。
在有关战果的报道中有意思的是获得战果的日期与“声”报道的日期相距甚远。最快的是3月4日报道了2月底的战果（1970年），有具体战斗日期的报道最短也要经过两周时间。这与“ 泰国人民之声”几乎几天内就报道战果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距。例如，1968年12月16日的“ 泰国人民之声”报道了至该月15日的战果，1971年2月24日则报道了至该月22日的战果。这表明“泰国人民之声”在泰国国内，而“声”则在中国。顺便提一下，泰国共产党发给中共的电文发报地均写为“于泰国”，而马共中央委员会的发报地则什么也没写。
这个时期，马共对武装斗争的信念基本上是一贯的。另一方面，从《人民日报》报道姿态 的变化、尤其是报道次数的减少可以推测到中共对马共评价的变化。
中共对马共武装斗争的支持于1969年和1970年达到顶点。《人民日报》从1969年12月到197 0年1月像决了堤似的几乎连日报道斗争消息，1970年总计每月平均达到4条。但是，1971—1 978年1年各为22条、9条、7条、7条、6条、1条、14条、6条，趋于减少，1978年10月6日以后至1981年6月底关闭电台为止，终于再没有出现相关报道。
1971年5月，以国营企业公司(Pernas)总裁拉扎利 (Tengku Razaleigh)为团长的马来西亚的正式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此后，中国政府便将“马来西亚”作为正式国名使用，并开始摸索建立与该政府的关系，例如支持马来西亚政府的马六甲海峡自主管理宣言（1971年11月29日为第一次）等。1974年5月底拉扎克｛Razak｝首相访中，直至建立邦交。 1973年8月以后，取代“声 ”，引用《星洲日报》、《星槟日报》、《南洋商报》等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批评苏联（1978年批评苏联和古巴、1979—1981年批评苏联和越南）的评论文章成了《人民日报》的主流。倾向于中国的理论的首倡者从马共移到了华文报纸或华人。此外，在此期间，1977年华文报纸报道比1976年减少了一半，反而上述的“声”报道猛增起来。可能是这段时期中共内部路线斗争的激化给马共和商业报纸的评价及定位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也没能改变长期的趋势。
1971年以后“声”报道次数的递减充分显示了中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关系的改善、与马共关系的疏远。《人民日报》在1978年10月5日最后一次报道“声”的消息后，就再也没有提到 “声”。这种事态可能是使马共难于实行武装斗争路线，起到了促进其转换为和平路线的作用 。
中共在马共建党纪念日（1930年4月30日）之际每隔5年都会给马共发贺电，《人民日报》每次都介绍了贺电内容，但在建党50周年的1980年，“声”介绍了贺电（4月28日）的内容，而《人民日报》完全没有提及。
四。斗争对象与共同斗争对象
1965年以后马共或其相关组织的重要文献是如何看待斗争对象（敌方）和斗争的中心任务及共同斗争对象（中方）的。
“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965年3月15日发表的“宣言”在“当前的斗争纲领”中主张打倒“ 英帝国主义和拉赫曼一派及其帮凶李光耀一派”的殖民地统治，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取代英国 统治马来亚的阴谋，建立包括所有爱国党派代表在内的民族民主联盟。
此刻至1981年5月，英帝国主义一直占据着必须打倒的国外最大敌人的位置，从60年代末到 70年代，作为扩张与英国勾结、反抗的势力，美国、日本及苏联逐渐受到了重视。1978年，苏联因被认为是“战争的主要因素”，在外交方面被视为最大的敌人，1981年6月，终于把 “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越南霸权主义”设为内政方面的最大的敌人。这些看法显然与其说反映了马来西亚国内的现实，不如说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立场及对世界形势的认识。
国内的主要敌人一贯是“英帝国主义的爪牙”马来西亚、新加坡两政权，但进入1981年以 后，目标又对准了“吉隆坡政权右派”——加扎利（Ghazali Shafie，当时历任内务部长、外交部长）一派——“亲苏越反动派”，两政权本身在国内继续实行反人民政策，但仅在反对苏联的扩张方面首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顺便提一下，虽然人们认为加扎利对政权抱有欲望，但他“亲苏越”一说在马来西亚并无耳闻。人们反而指出在70年代中期的内务部长时代，曾下令将与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关系密切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内的政敌作为“亲苏容共分子”逮捕起来。在拉扎克政权下推进与中国的邦交，也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出身的加扎利内务部长负责的（当时）。总的说来，这种定位可能意味着与政府谈判的开始、对停止武装斗争的思想上的准备。
另一方面，关于斗争的主体、共同斗争的对象，“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劳动同盟为基础、团结包括中小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在内的全部爱国力量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内容至19 8 0年4月马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之前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在1981年以后，建立“国际反霸权（即反苏）统一战线”、“从苏联、越南手中保卫祖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了最优先的课题。马共似乎表示以“反苏越”为共同基础，并有意与政府（加扎利派除外）联手合作。
中共在马共建党50周年时发给马共的贺电中也认为“两党经常相互支援。确信会进一步加强军事上的团结、友好”，并写道：“为了对抗苏越的威胁，全体爱国力量的共同斗争是当 务之急”，暗中要求与政府协调。中共的这种意向肯定对马共的路线转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就斗争形态来看，在1972年的党章中主张“从农村包围城市，以武力夺取政权”，并未提及“与合法斗争的结合”。可见这是最强硬地实行武装斗争路线的时期。在1975年建党45周 年的声明中表明了“武装斗争第一、大众运动并用”的方针，该规定延续到1980年建党50 周年的声明，但在1981年4月“声”编辑部做出的建党51周年声明中主张“支持50周年声明 ”，不过没有直接提及武装斗争。1981年6月“声”编辑部的“武装斗争33周年”声明认为，“在马来亚这样的无民主主义的农业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坚持和发展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必须动员几百万群众”。从1981年的两份声明中，也许可以看出开始转为重视群众斗争。但是，假如进入与政府的和平谈判，停止武装斗争对马共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 王牌，1981年明确表示转换是不可能的。
结束语
马来亚共产党在 50年代前半期采取和平路线，1955年底华岭会谈后仍用好几年时间要求与马来亚政府谈判，其最大的原因大概是1948年6月开始的武装斗争未能像抗日战争那样取得迅速、稳步的扩大和加强，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没有胜利的希望。但似乎也因为在决定方针时，有过与中国的周密的意见调整、更正确地说，有过来自中国的“建议” 或“暗示”。从当 时的《人民日报》的论调与马共的主张分毫不差、后来马共又谴责“刘少奇一伙的干涉”来看，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可否定的。
当初马共将马来亚政府（1957年8月独立）作为实现从英殖民主义者手中取得“真正独立”的共同斗争对象，但政府始终固执地拒绝谈判，因此1959年底将“联盟实权派”定为敌人，19 60年底终于将政府称为“拉赫曼、拉扎克反动集团”，坚定了全面对抗政府的决心。这关系到1961年初的“纠正右倾投降路线错误的革命路线”的采纳。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正好是中 国放弃和平共处路线、加强反美、反帝强硬路线的时期。在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就转入强硬路线，也可看出受到中共的影响。
60 年代中期，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开展革命外交，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也纷纷开始了武装斗争。马共重新开展武装斗争是在1968年6月，比文莱人民党叛乱（1962年12月）、泰国共产党起义（1965年8月）、菲律宾共产党起义（1967 年5月）稍迟一些。不可否认中共的意向和近邻 各国武装势力的动向促使其开始武装斗争的可能性。
但是，新的武装斗争也没有带来胜利。中国从70年代初期开始采取对苏战略，谋求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友好关系，逐渐冲淡了与马共的关系，这对马共来说也是很大的打击。但值得一提的是，马共提出了将中国的对苏认识照搬到马来西亚、将苏联作为主要敌人、也能与马来西亚政府组成“反霸统一战线”的新的战略方针，这使实现与政府的和 平谈判成为可能。经常夸耀与中共同心合力的马共为此未能实现“土著化”，但却成功并和平地完成了最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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